千方百计回城路
作者：李志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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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，我到陇川章凤公社晃相生产队插队。
晃相生产队的知青，共有昆明第三中学初一到高二共17个同学。
我是初二四班的。尽管绝大部分同学非工农出身，不少还是文革初期划分的“黑五类”子女，但对下农村接受再教育的“最高指示”仍是一片忠心。
我当时被推选为知青户家长，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性和对毛主席的忠诚，我们每天坚持曾经流行的“早请示”、“晚汇报”仪式，并时常用毛主席语录来指导、对照自己的行为。
当时傣族社员对知青下乡不太理解和认同，但晃相知青凭着一腔热血和纯朴的感情，坚持积极出工，认真劳动，诚心实意与傣族社员相处，虚心向他们学习，逐渐取得了他们的友好相待，建立了感情。
1970年春节后，陇川县召开了全县的三级（县、公社、大队）干部会议，同时表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。
那时的我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对人真诚，认真出工，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。
我作为“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”——章凤公社晃相生产队知青户的代表，参加了会议。并在会上用同社知青们写的发言稿作了大会交流发言，赢得了参会知青代表及各级干部一千多人的热烈掌声。
三干会后，我参加了县知青办组织的一个检查小组，到各公社生产队知青点去调查、了解情况。
一天，同县知青办王老师来到陇川县户撒公社的一个山区汉族寨。
遇到一个知青，他告诉我一位女知青的情况：她在芒市上江插队，生产队10个工分7分钱，可女生每天还挣不到十个工分。
她一年出工近300天，年终分配时扣除全年的粮食款外，分到了一角七分现金。
当她把这一角七分钱放在信封里寄回家时，从不落泪的父亲泪流满面，母亲更是泣不成声。这一角七分钱被收藏在柜子成了这个家庭永久的纪念。
此次到户撒等地的检查之行中，我目睹、了解到很多知青状况，思想深受震动，改变和加深了很多认识。
此时的我觉得：知青来到了落后的边疆地区，在各方面很特殊的环境中，接受再教育常常是一句空话。
关键是我们不仅要自己教育自己，自己改造自己，自己磨炼自己，还要在文化、科技等方面去“教育”农民、帮助农民。
为此，我说了一些极不合时宜的话，被上级听到了，打消了报道我的先进事迹并向省里推荐的念头。
据说，不然的话，我可能不用办“病退”，可以直接推荐调回昆明。
从1971年开始，社上的知青们，便三三两两地被昆明下来的单位招收回城，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机会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争执，真心告别。
从这以后，大部分知青被陆续招工回城。
1974年后，很少有单位到下面招工。剩下的知青要想回昆，只能是各显神通，通过各种关系，采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，呈现过一段段人间悲剧。
到1975年，插队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。我们全社的17个知青，走得只剩下我和另一个男知青了。
我这个曾经的知青户家长、“先进集体”的代表，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，所以从未有招工单位眷顾。
附近几个社的留守知青聚在一起一交谈，才明白我们这些少量的留守人员大都是出身有问题的。
文革初期，我们在学校里就被冠以“黑崽子”的“美称”，挨批斗，开除团籍，没想到，在农村插队同样带着这个“烙印”。
我是“工商业兼地主”出身，而且在招工的这几年间，父亲还是被拴在“牛棚”里的‘牛鬼蛇神’，没有做人的资格。所以没有单位要我这个牛鬼蛇神的崽子，看来是有依据的。
过去单纯幼稚，愚忠遮目，此时的我心中似乎明白了许多。
下乡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，我不想任人摆布，让别人来左挑右选，也不想再等待，我只有用我自己选定的方法回昆明去。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“人是被逼出来”的这个道理。
1975年3月，我跨进了下乡插队的第七个年头。
这天，我要到陇川县医院体检并作小便化验，以便确定能否申请办“病退”回昆，这就是我自己选定的回昆明的办法。
1974年初在昆明做检查时，B超显示我有肾结石，此病在结石不发作时，没有什么临床表现，尿中也不会出现肾炎症状。
在同学的帮助下，我把昆明的几个大医院的其它病情证明、化验单，经过去油迹、草酸洗字迹，并在玻璃上晾干，用一些光滑的硬物在晾干的证明上碾平上光，然后再用蘸了墨汁的钢笔写上适合我的病情的内容。
这本是无奈之举，但这是我能选择的唯一的一个回家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
那些医院证明和化验单，将和今天的检查、化验结果一起送交陇川县再教办，作为“病退”的审核依据。
为保证检查和化验的“成功”，从章凤到县城医院29公里的路程中，我自作聪明地实施了一个“笨”办法：在烈日当空，公路上气温几乎达到40℃的情况下，始终坚持不喝一滴水。
想通过在公路上的干渴奔走，使体内肾脏内壁与结石进行摩擦，在小便内产生红血球。
后来才知道，要是真的结石在肾脏里摩擦滚动，会引起肾绞痛，使人爬都爬不起来，别说走到县城了。
从早上九点多钟离开章凤，没喝一口水，流尽全身汗，几乎要被烈日烤焦。经过近六个小时的路途煎熬，口干舌燥、嘴唇皴裂、腹内空空的我终于来到了县医院。
挂号、看病、开化验单。拿着那个装小便的小管，我站在厕所里几乎虚脱，走路都直打晃晃。
这是何等悲哀啊，为了回家，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。在化验室外等待结果时，我顿感五味杂陈，思绪万千，往日的许多事清晰地浮现在脑际。
“喂，小伙子，来拿你的化验单”，忽的一声呼唤，惊醒了沉浸在回忆中的我。化验的医生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的小便中有一个+号多点的红细胞，我们给你写成两个+号，拿去吧。”
我把回昆明探亲时搞好的病情证明、化验单，连同本次在县医院所做的诊断资料及化验单一并交到县再教办时，两位熟悉的老师说：“回去等消息吧！”
三天后，我接到了公社转来的县再教办的通知：“到县再教办办理回昆手续”。呀，成功了！——我成了“肾炎”病人，可以作为“病残”人员退回昆明了。
告别了社上剩下的唯一一个知青同学（该同学体质较弱，高度近视，也是一名黑崽子。1975年12月被一锅端，招工回到昆明，进了昆明面粉厂），告别了伴随六年多的竹墙茅草屋，告别了晃相寨的山林田原，我踏上了回家之路。
1975年4月，我回到了昆明。
记得那天是星期五，下午时分。我怀揣着那张经过诸多波折才获得的“病退”证明，来到盘龙区革委会大楼。
因为按规定，需要用“病退”证明换取区革委会再教办的落户介绍信。
大楼里没有什么声响，静悄悄的。走在红漆的木楼梯上，只有一两个人从身边经过。
来到三楼，看到贴着“再教办”标帖的门，便走上前轻轻地敲了两下，听到一声“请进”后我便推门进去。
只见整齐地排着几张办公桌，占地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，只有一个花白寸头的老者，坐在一张桌前低头写字。
我轻脚慢步地走到老者面前，说了声“老师！我来换一下证明。”
老者抬起头，这是一张有不少皱纹的脸，虽然透着和善却没有太多表情。他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接过我双手递上的证明。
仔细看后，并没出声，低头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介绍信，握笔的手在上面停顿了一会，就填写起来。
当他把填好的介绍信交给我，我定睛一看，瞬间呆住了，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因为这位老师开出的介绍信写的是“家庭困难照顾”，而不是“病残”。
看着我惊讶的样子，老师慢声细语地言道：“知青的情况我了解，那么大的年龄，又是病残，找工作不容易啊，写成家庭照顾对你求职会方便一些。”
顿了一下，老师又淡淡地说：“这事到此为止，今后不要再提起，你走吧”。
我望着同自己父母差不多年纪的这位老者，不知如何感激才好，连声道谢中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慢慢地走出了再教办。
遗憾而懊悔的是，当时我没有询问老者的姓名，但此事却铭刻在了我的心中，永不磨灭。
这份沉甸甸的家庭照顾介绍信，让我于年底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国企找到了工作，同时辞去了近半年的中学代课教师的工作。
因母亲高血压，多年操劳，身体不好，不管什么工作，只要离家近就好。
这家国企人事科长问我：“你曾经当过老师，到我们厂给你的工作是烧30米长的加热炉的炉前工，你愿意吗？”
“没有问题”，我答道，“只要离家近，什么工作都可以。”
拿着招工表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，赶快回家告诉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：“儿子找到工作了，可以给母亲你分担一点肩上的担子，分担一点忧愁了。”
可当我回到家时，家门锁着。院坝里的邻居告诉我：“你妈妈昏倒了，你大哥赶来，把你妈送进人民医院了。”
我没进家门，手中还拿着表格就往医院赶。到了医院，大哥告诉我：“妈妈脑溢血”。
看着为我这个排行最小的儿子操心最多、疼爱最多的母亲深闭双眼，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，经历过不少艰难困苦、曲折坎坷的我从不轻易流泪，此时泪水却哗哗直流。
医生说：“老人可能会瘫痪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，另外，老人脚上有东西，你们看一下。”
我和大哥从母亲脚上的袜子里拿出了一摞用橡筋绑着的全国粮票，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，就剩下了瘫痪的身体和这一摞粮票，那是在东川会泽教书的大姐一斤一斤省下，寄给母亲贴补家用的，这成了母亲一生的积蓄。
同父亲一起在烟厂工作的二哥赶来了，被摘去“牛鬼蛇神”帽子，恢复做人资格不久的父亲也赶来了，在晋宁农村教书、体弱多病的二姐第二天赶回来了，在东川会泽农村贫困地区执教十多年的大姐三天后赶到。
母亲虽然没有离我们而去，但瘫痪了，再也没能站起来过。我们五个子女轮流守护，直到1980年去世。过了三四年，父亲也偏瘫了，于1988年去世。
1976年1月，我正式到离家不远的工厂报到上班，做了一个炉前工，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。
面对着加热炉，我陷入思索：今后我将面临的是怎样的人生路？我似乎有些明白，但仍不十分清楚，因为那毕竟是未来的事。
但希望今后的日子多一些阳光，多一些尊严，多一些心安，而不要有那么多的悲伤。
我知道，困境和磨难将会一直伴随着我，但是我同样也知道，奋斗和抗争也将陪伴着我砥砺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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